在通讯功能越来发达的当今社会，上至国家下至小蚂蚁，一丁点芝麻大小的事儿亦会被无所不能的媒体、狗仔给传播得家喻户晓，任何人都不得低估媒体、记者的实力，他们用夸张的语言，偏离轨道的非正常人思想来剖析一次又一次的小事件大动乱，他们所要求的就是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以及更多张嘴巴，而最近新闻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也是最受人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官员贪污现象，比如　2008年11月20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和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

早在2006年，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的消息传出后，郴州当地即举城放烟花，并打横幅感谢党中央。此次贪官伏法，人民自然拍手称快。2006年6月被“双规”后不久，李大伦曾向湖南省委领导忏悔，请求能“看在贡献多年的情况下，回老家做一农夫垂钓余生”。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让李大伦的这一希望彻彻底破灭。以上这个事例，原因和中心点都在于——腐败。

腐败，顾名思义1.物体腐烂腐败食物2.行为堕落的腐败行为3.[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混乱、黑暗政治腐败，而我今天要说的就是第三点：政治腐败。其主要特征有：（一）群体化。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二）高官化。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五）潜规则化。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行为选择，使正直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任职期间有意送妻儿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七）新型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我认为，腐败最主要原因和指向的就是贪污。接下来我就就李大伦贪污这一事例做出分析，我认为李大伦的违法犯罪主要事实是：（一）为他人承揽建筑工程，收受17名私营企业主或项目承包人贿赂，折合人民币905万余元；（二）干预矿产资源开发，收受2名矿山经营者所送钱物及股份，折合人民币303万余元；（三）在干部任用过程中“卖官”，收受党政干部贿赂200余万元；（四）为他人在职务升迁、工作调动方面谋求利益，共收受郴州市有关党政干部和其他人员以拜节、贺寿等各种名义所送现金折合人民币达550余万元，涉及党政干部110余人，其中包括市（厅）级干部20余人，县（处）级干部60余人。通过各种报道，我试着总结发现了几点李贪污的原因： 

一是作风专横跋扈，不接受监督。李大伦从临澧县委书记到湘西州委书记，以及担任郴州市委书记的前几年。在工作中，李大伦大权独揽，无视党内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市委常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在与省纪委工作人员谈话时，李大伦说，“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长要看我的脸色办事，我提名的县委书记，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上讨论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常委都是我任命、提拔上来的。”他说，“实质上，一个领导干部的提拔使用，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李大伦还坦言，“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二是不能正确对待名利地位，人生观扭曲。2002年省里推荐和任命省级干部，李大伦榜上无名即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埋怨省委不是凭德才选拔干部，自己太吃亏，以致产生了“不能做大官，就要捞大钱”的思想。在李大伦看来，公权既可以为公家办大事，也可以为自己谋大利。李大伦在忏悔书中承认自己把党纪国法“淡忘了”。特别是2002年以后，郴州市干部反映李大伦明目张胆地收钱办事，创造机会谋取私利。

三是交友不慎，腐化堕落。给李大伦行贿及请托的人中，大部分是他曾经结交的朋友，通过这些老朋友，介绍了更多房地产老板、矿主等其他商人认识，大搞权钱交易。主要行贿人中，邢立新是他担任临澧县委组织部长时认识的朋友；郴州市毛家垄铅锌矿公司董事长陈国新和天平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志泉也是他在临澧县任职时认识的朋友。

回顾李大伦在职经历，他不受监督的权利从何而来？我们不难看出8年的地方市委书记，让李大伦养成了专横跋扈的作风。在工作中，他无视党内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市委常委会成了他的“一言堂”。在与省纪委工作人员谈话时，李大伦称，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长要看他的脸色办事，他提名的县委书记，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上讨论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常委都是他任命、提拔上来的。“实质上，一个领导干部的提拔使用，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李大伦还坦言：“在郴州，我李大伦说了算。”一次，李大伦在安仁县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发现一位乡政法委书记在会场上打哈欠，李大伦直接走到他跟前说，“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的一切职务！”后来经查实，这名被撤职的乡政法委书记是因为前夜与县公安局民警一起审讯嫌犯彻夜未眠才打哈欠的。李大伦事后知道了真实情况，但并没有纠正其错误决定。雷渊利从永兴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时，有人举报其问题严重，结果该举报人被李大伦一怒之下轰出办公室，并将其调至其他部门闲置。李大伦的蜕变与仕途进退直接关联。因为不能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导致了他人生观的扭曲。2002年，湖南省推荐和任命省级干部，李大伦榜上无名，随即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埋怨省委不是凭德才选拔干部，自己太吃亏，产生了“不能做大官，就要捞大钱”的思想。2002年以后，郴州市干部反映李大伦明目张胆地收钱办事，创造机会谋取私利。他曾把市五岭广场安装电子屏幕这样的“小事”拿到书记办公会上研究，并提出要其亲信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主抓，目的是让请托人顺利承揽，而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被查处后，他在两篇忏悔书中承认自己把党纪国法“淡忘了”。

 李大伦主要的权钱交易如何运作？10多年的厅级干部经历，让李大伦身边形成了特定的朋友圈子和官场联系网络。向李大伦行贿及请托的人中，大部分是他曾结交的朋友，通过这些老朋友，他又结识了更多的房地产老板、矿主等商人，大搞权钱交易。在郴州“主政”期间，李大伦先后主持开发了五岭广场、兴隆步行街、市政府移建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且鼓励各县大搞此类工程，每个县搞一个试点。他还在一次全市重点工程建设工作大会上，喊出了“谁影响城市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后来属下一些县甚至把这句话写到了公路两旁，此言后来因“嘉禾拆迁案”而被国人所知。事实上，重点工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共同特点：项目未经招投标，由市委核心成员指定开发商。 邢立新是李大伦担任临澧县委组织部长时认识的朋友，平时和李大伦一样，喜欢舞文弄墨，二人私交甚笃。1999年2月，李大伦“入主”郴州，邢立新“尾随而至”，在当地经营房地产项目，个人总资产上亿元，是“念经念得最好的‘外来和尚’”。2005年5月,永兴县县委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按公务员指标比例购买幸福花园的房屋，购买者需在半月内将购房定金打入指定银行账户。工商局的资料显示，幸福花园的开发商为郴州名锐置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邢立新及家人占480万元，长沙名锐实业公司占320万元。而长沙名锐实业公司与郴州名锐置业公司的法人代表均为邢立新，长沙名锐的500万元注册资本中，李大伦的妻子陈立华持有75万元。郴州市毛家垄铅锌矿公司董事长陈国新和天平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志泉也是李大伦在临澧县任职时认识的朋友。在工作中，他还认识了一大批商人，这些商人看重的都是他手中的权力，经熟人介绍请托，行贿网络越来越大。李大伦在忏悔书中说：“不少人挖空心思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赚钱服务，他们‘四两拨千斤’，送小钱赚大钱，使我掉进钱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李权利如此大的原因是为什么？由于领导体制和干部任免制度存在的缺陷，使李大伦的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督。一些党内监督制度本身不完善，使李大伦无视党内监督，其专断作风使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只是原则性规定，没有真正实行，导致李大伦拥有巨额财产长期不被发现。而李大伦利用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制度，扩大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甚至形成了“一把手”掌控一切的局面。市委领导班子成了一个以李大伦为家长的家庭，其他班子成员和一般干部即使对他有意见也不敢发表，更谈不上监督他。李大伦在郴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有三任市长变动，市长的威信难以形成，不能制约和监督他的权力。李大伦在与办案人员的谈话中也说：“市长遇到大事都要请示书记，那些开发商也知道我有最高决策权，有些不该我决定的事情我也拍板了。”对于李大伦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案件，有关人士认为警示作用十分深刻：“李大伦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既有本人贪权专断的一面，也有现行制度有利于集权而不利于分权的一面。要针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从制度上分散和制约‘一把手’的权力。”重视和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社会监督也是一个重要启示。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公务员在行使公权时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有谋私行为，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现在的情况是，群众监督在不少地方只是一句空话。不少党政公务人员既不愿接受群众监督，也不敢接受群众监督。李大伦曾交代：“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肯定不敢监督我；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省里的媒体可以通过省里的部门做工作。”以此类推，舆论监督只是被“权力”左右的“附庸”罢了。

放眼望当今，国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反腐，不仅没有使贪官个数减少，反而日益增多， 几乎10个官员9个贪，归咎大量揭露出来的贪污贿赂罪的案例来看，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罪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贪图钱财，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贪污受贿者，多是有实权的人，他们对钱财贪婪成性，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不法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搞权钱交易，非法敛财。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544万元，共涉及16个行贿人，这16人中有10人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占行贿人总数的62.5%，而这10人送的钱共计520万元，占受贿总金额的95.6%。从近年来受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现阶段贪污受贿罪的显著特点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即行为人出于谋取私利的目的，故意利用自己的职权所进行的某种犯罪活动。如，利用自己主管或经营某项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非法侵吞、挪用国家财产，或者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为他们谋取利益而从中收受财物等。(二)生活腐化堕落、养情妇、贪美色。贪污贿赂犯罪往往与生活上的堕落紧密相联，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贪图享乐，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他们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如湖北省武汉市工商局江汉分局原局长郑文珊2001年 12月因受贿、贪污人民币686万元，挪用公款200万元，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说，早期的郑文珊不是一个贪婪的人，自从与一个叫褚明艳的女人搞到一起后，就漫漫变了。1997年到1999年三年间为满足褚明艳的经济要求，他付出了101万元，目的是为赢得芳心。还有一种，就是用贪来的赃款包养情妇。有的还伙同情妇违纪违法，聚敛钱财，有的甚至糜烂到招妓纳娼的地步。(三)放任家人齐贪，共同走险。有些贪官在蜕变过程中，家人也起到了促贪作用。他们有的夫妇合作，对丈夫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做妻子的不仅不规劝，反而同流合污。如湖南省道县教委原党委书记兼主任唐云和其妻子道县教育电视台原副台长何双珠夫妇受贿的显著特点就是丈夫弄权，妻子收赃②。有的干部自己不便明目张胆地去违法，却纵恿配偶、子女去干那些违法的事。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违法犯罪活动;有的干部为了急需而涉贪，如为了还巨债、为了子女出国留学、为了买豪宅等。如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就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四)不断变换犯罪方式，顶风作案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不断变换犯罪方式，用更加隐蔽、狡猾的手段顶风作案。他们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大肆侵吞公款、私设企业、化公为私等方式进行贪污;有的利用办婚嫁丧事或逢年过节之际，给予或收受重金厚礼;有的假借奖金、劳务、咨询服务、介绍费等形式或名目给予或收受贿赂;有的以权力入股，参与分红;有的采用公款贿赂。(五)大案要案猛增，受贿数额巨大。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不仅敢顶风作案，而且受贿数额巨大。据统计2003年查处的十二位省部级官员中，有七位收受贿赂百万元以上，其中原云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单独或伙同其子李勃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810万余元。

 我通过发现了解总结出众多贪污者的主要贪污原因如下：(一)思想意识消极。有些干部之所以犯罪，主要是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理想和信念，被社会上某些消极的思想意识所俘虏。如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一旦利令智昏，就易实施贪污、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犯罪。贪图享乐的腐朽思想意识，使某些干部扭曲了灵魂，为了花天酒地的享乐，去铤而走险;“拜金主义”使得某些干部的金钱欲过度膨胀，为了获得金钱，甚至连人格都出卖;有些干部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等信条，利用职务之便去侵占国家、集体财物。(二)道德品质低下。某些干部道德品质低下，根本就不具备作为国家干部应有的素质。他们往往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运用不正当的手段才谋取到某个职位，一旦权力到手，他们就原形毕露,千方百计寻找满足私欲的机会,滥用职权,急于捞回本钱,因而极易导致贪污受贿犯罪的发生。(三)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是需要制约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日趋充分暴露，最明显的是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现有的监督机制也未能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作为权力行使者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权力过分集中，但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因受贿罪被判刑的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说：“在中国，做官做到局一级，实际上就没有人管了”。他的话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情况。由于权力失去了有效的制约，一些素质不高的干部就可能在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下，进行贪污受贿犯罪。(四)金钱对权力的腐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有些善于钻营者看到权力的力量，就以钱开道，换取这种权力的支持，使自己获取暴利。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自己权力与金钱的密切关系，再加上，由于他们的收入与那些富有者差距过大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的影响，他们就使自己手中的权力成为金钱的俘虏，以权力为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从而使自己陷入贪污受贿犯罪的深渊。(五)法制观念淡薄。贪污受贿的干部，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却知法犯法，他们忘记自己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在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的情况下却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存侥幸心理，顶风作案，当暴露后，便百般低赖，找关系四处活动，以求获免或大事化小。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最终落得一个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下场④。他之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一方面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退化，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忘了党的宗旨;另一方面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他在工作中，滥用手中的权力，犯了严重的受贿罪，在一审中还百般交辩、低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当法律在他身上体现出威严，严惩了他时，悔之已晚。

所以，在当今混乱的社会中，我们要抵得住诱惑不能被一时的利益冲昏了头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阶下囚，我们要树立良好的作风形象，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抬起头做人，不辜负祖国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