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设计）题目 别样的谋杀   —浅析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选题依据和意义

在男尊女卑、重阳贬阴的两性秩序模式上，女性的身体和主题意识因而被约制为从属女性，而不是主题女性。在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大部分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往往也只能在身份和意识上被作家所强调，而不能在文化、历史层面上建构积极意义的女性主体。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别管是觉醒的，还是没有觉醒的，她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悲惨”，造成她们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宗法父权体制及其性别政治。

对这些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封建社会体制的认识，对造成人们尤其是女性悲惨命运的性别政治的认识。“前车之失，后车之鉴”，这种分析研究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反思现今社会，为社会更健康的发展做出贡献。

研究的基本内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小说中的儒家女性形象

2小说中的女性历史意义

研究的进度、步骤

2009年10月——12月，查阅资料，调查研究，完成初稿：2010年2月根据指导教师的指导意见修改；2010年5月，进一步修改完善，打印，装订，提交。

研究的方法及措施

本课题通过运用举例、对比、归纳等方法，通过综合分析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人物特点，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时期人物的形象以及对中国文学形象的塑造的重要作用，认识中国的宗法制体制及其性别政治对中国女性造成的伤害。

主要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丁玲.丁玲全集[C].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12

[3]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指导教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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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领导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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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表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小学教育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职称

论文（设计）题目 别样的谋杀   —浅析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指导教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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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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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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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谋杀

-------浅析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专业：小学教育

姓名：

指导教师：

摘 要：文化运动让中国的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萧红、丁玲、张爱玲等等为中国现代文学长廊里增创了有一批女性图谱。这些女性品性大多是美的，但最后的命运却都是悲惨的，是什么原因让她们的命运如此悲惨呢？本文试图从中国的宗法体制和性别政治来解析造成这些女性形象悲惨命运的原因。

关键词：宗法体制，性别政治，女性形象，悲惨命运

ABSTRACT

The Chinese idealistic initiation made a lot of female writers - Ding Ling, Xiao Hong, Zhang Ailing etc. - they created a mass of female images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These women were beautiful, while they had tragic destinies. So what made them so tragically? The thesis tried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rom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sexual politics

Key Words：Patriarchal clan system, Sexual politics, Female visualize, Tragic destiny.

目    录

摘  要……………………………………………………………………………i

目  录…………………………………………………………………………ⅱ

第1章  前言……………………………………………………………………1

第2章  小说中的儒家女性形象………………………………………………2

第3章  小说中的女性历史意义………………………………………………5

第4章  结论………………………………………………………………… 12

参考文献………………………………………………………………………13

致 谢……………………………………………………………………………14

前 言

在中国宗法体制根深蒂固，中国女性即是在这种宗法体制下丧失自我的。《易经》的阴阳观经过《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等经书、典籍的传播转化，把阳尊阴卑和男阳女阴的观念发展的更为成熟圆满。而到了汉代 以后，阴阳更被大量运用到宗法伦理体系中，奠下以“阳”为天、君、父、夫、男，以“阴”为地、臣、子、妻、女的尊卑纲常。在父权政治利益的基础上，此种宗法体制建构出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在这种男女主从定位上，传统宗法父权乃是动用男女本质上的二元对立观点，将女性定位在“三纲五常”的最低层次之中，达到建构宗法体制的正当性和正统性。“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男女有别，然后有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然后万物安”。 在这种男尊女卑的定位上，传统宗法父权的思想体系把女性设置在天与君的男性概念之下，将其贬压于权力与欲望的最底层，而男性则以主体身份进入宗法父权体制，女性则被排除在边缘地位之中。但这种边缘地位并不是被完全排除于体制之外，而是收编在体制内的边缘位置之上，置于家庭婚姻秩序之内，扮演男性主题的他者。

在男尊女卑、重阳贬阴的两性秩序模式上，女性的身体和主题意识因而被

约制为从属女性，而不是主题女性。在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大部分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往往也只能在身份和意识上被作家所强调，而无能在文化、历史层面上建构积极意义的女性主体。

一、 小说中的儒家女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不难从一些女性人物的叙述上洞悉中国宗法父权体制对于女性的文化宰制，从传统宗法父权的文化压迫视角，我们亦可借此重估女性在文化性别上的属性问题。“性”作为一种生理术语，现在更多的被文学评论家移植到文学评论当中，作为一种性别政治概念。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并非天生而成，而是后天学习而成，奠下性别观念的社会、文化构成论。男女之性（生理）虽然天成，但和文化上的男性、女性身份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有关性别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对张爱玲文本的重读。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即是带着作家本身和宗法文化下的性别课题，引出长久被隐匿的问题：一种深具中国特质的女性的边缘性文化处境。在张爱玲文本中，这种性别文化危机往往以某种疯狂的状态根植于宗法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在文化上为这些女性繁殖出复杂的压抑符码，这种疯狂或许可以称之为歇斯底里状态。

《金锁记》张爱玲书写模式的一个典型的女性叙述。曹七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她的疯狂，代表一个极致化的歇斯底里女性的典型。这种在宗法大环境下所衍生而出的匮乏、焦虑与歇斯底里的女性内囿 主题在曹七巧的身上被作家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女人作为一种商品，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像商品一样在男性群体中进行交换和流通。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即在兄嫂的安排下，被充当物品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导致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精神、情欲上的痛苦，更由于她出身的低微，以及残弱的丈夫，而在人格和精神上饱受姜家的歧视。

在权力关系和父权政治极为复杂的封建大家庭里，曹七巧为了提升她在姜家的地位，拼命使自己怀孕，而这对她来说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姜二爷下身瘫痪，使她无法在性事上主动配合七巧怀孕，而只有七巧采取主动。希望借香火来提升自己地位的七巧终于如愿以偿。但终归到底，她这种在父权家庭中地位的变化还是逃脱不了她对父权政治的依赖，依赖于她的儿子。曹七巧这种地位的获得其实还依赖于另一种条件，那就是姜二爷的死，在这里又有一种弑父的象征意味。

曹七巧为提升自己的地位所受的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必须面对更为复杂、沉重的压抑处境：那就是她的孤独。姜家上下，没有一个人是她信得过的。这种不信任并不是由她造成的，而是由那种深严的宗法制度造成的。由于出身卑微人人瞧不起她。在传统大家庭中，姜家老少的歧视与侮辱，昏暗沉寂的畸形婚姻，可以说加速了曹七巧不平衡的心理病态。她的疯癫行径，其实便是此种匮乏、压抑自我的呈现。这种压抑在她见到哥嫂的那一瞬间完完全全的发泄了出来。

“七巧颤声道：‘也不怪他（哥）没有话——哪儿有脸来见我！’她又向她哥哥道：‘我只道你这辈子不打算上门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顾我的死活。’” 

七巧在姜家所遭受的委屈与孤独，无疑是导致七巧时常陷入情绪不稳定的心理因素。其后哥嫂被气的要走时，她又禁不住再度呜咽痛哭，把满腔的幽恨尽情发泄。这一幕直截了当写出了七巧在姜家所强吞的心酸，及其歇斯底里的意涵。七巧的婚姻，内心的空虚无助，使她对人生感到绝望，唯一靠得住的就是姜家留给她的遗产。她用一生的代价为自己打造了财产的枷锁，并毁了自己和子女的一生，对人对己充分表露了她对现实的谴责，一种相当极端的人生态度。

在经济能力的匮乏方面，七巧的内囿困境亦表现在张爱玲的其它作品中，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甚至成了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女性这种遭受扭曲的人格和近于病态的心里描述在张爱玲的文本中是一种有别于男性书写模式的“呐喊”和“彷徨”。

张爱玲笔下的七巧是被外在的宗法制度和性别政治压抑下的儒家女性形象。而压抑的结果是造成了她变态式的反抗和报复。与此不同，萧红笔下的翠姨和丁玲笔下的阿毛姑娘虽然也是受宗法制度和性别政治压抑下的儒家女性却连反抗也不敢反抗。即使反抗也是以死作无力的反抗。在儒家文化的外压下，她们的心理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如《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在懦弱的忍耐中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即使是阿毛姑娘也是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默默的忍受。阿毛挨打，她不知道这打是得不到偿还的，她恨不知恨谁。阿毛受到摧残，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乐的挨打。”阿毛生病，老爹去看望，相别还不到一年，他以为的活泼女儿“已变成他一眼已认不清的一个无生气的女人。”最后阿毛“懒的活，觉得早死了好，”就寻了短见，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二、  小说中的女性历史意义的阐述

在传统男性理论的理念中，“人”的意涵实际上充分表露出“阳性自我” 的特质。而在传统意识形态下，文学理论的运用不但以男性标准为原则，更视自身为历史和文学文本的唯一作者。女性作家很难超出“阳性中心神话”。 不但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在文学评论中，许多的具有女性特质的本文，亦被很多评论者理解为普遍意义的“人”的意义，而忽略了女作家本身的性别意识。“张爱玲具有强烈的女性历史意识。”许多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在阳性评论中被压缩在男性话语及男性本位的观点之中，认为张爱玲创作的题材过于狭窄，或时代感薄弱。而这也正是传统的文学批评（阳性批评）基于“道以载理载术”的基础，而特别凸现出文学的教诲功用的观点。“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忧患加诸文学之中，而且中国人较习惯于接受这样的作品，视之为文学的正统主流。此种观点和20世纪初兴起的新人文主义的人生批评、道德批评理论无疑是一脉相通的。

宗法社会长期对于女性的歧视和贬压，构成了女性群体中集体无意识的病变。在阅读层次上，七巧早已在病变的边缘上。表面上这些女性在经济的金锁下度过其悲惨的人生，好像其人生的悲惨是由她的疯狂敛财造成的。其实我们不难在此经济层面背后窥探到父权的对女性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控制，特别是在《金锁记》中，七巧害怕她用一生换来的财产再次落入男人们手中，因而她紧紧的把自己的儿女拴在自己身边，不让他们成家立业。事实上七巧也希望儿女们幸福。但长久以来受宗法制度的压抑而使她的心理潜意识发生病变，从而在无意识当中葬送了儿女们的幸福。

   七巧是最不相信男人的，或者说她不相信任何人，连浑头浑脑的曹春喜亦被怀疑企图谋夺家产。七巧对长安的那一段道白，最能表现七巧对于男性的怀疑和对金钱的信仰。

“一阵风吹过，窗帘上绒球与绒球之间露出白色的寒天，屋子里暖热的黑暗给打上了一排小洞。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挂，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黑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的住。’” 

文中七巧脸上的黑暗，暗中写出她内心的阴影，把她害怕丧失钱财的恐惧心理勾勒了出来。此内心阴影标示出七巧所遭受到内囿困境和内心恐惧。日后那些向长安求亲的人家只要家境稍微“推拆一点的”都被曹七巧怀疑对方想图谋家产，连出身世家的童世舫也被怀疑是外强中干，对长安不怀好意，另有所图。这些描绘都显示出七巧的焦虑与不安。然而更重要的，七巧内心的挣扎，代表着精神崩溃的可能性，及此意象所能带引而出的隐匿意蕴。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封闭的体制内，用外在的钱财、鸦片、甚至她们的一生去展现潜意识的压抑内涵。七巧就是在没有任何可以信赖、依靠的困境下，陷入黄金梦的迷思中。除了手中的钱财，世界已告崩溃，没有可以信仰的东西，包括他们自己。她们在公馆中独自面对匮乏的自我，亲离众叛，在黄金打造和性别规范的铁闺阁中堕落、沉沦。曹七巧在道德上的破产和人性的丧失殆尽，无疑是最令人震栗、发人深省的地方。然而单就这方面而言，黄金的诱惑以及女人对男人的依靠仍不足以解释七巧、银姊、葛威龙、郑川嫦与王娇蕊等人的压抑与歇斯底里现象（疯狂现象）。一般情况下学者对张爱玲作品进行解读的时候，往往把女主角的悲剧归咎于她们对金钱的寻求和对男人的依赖。作品中女性的“自卑感”主要表现为人物几乎都有“不安全感”，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曹七巧寻找“金钱”，牺牲了她的一生，金钱的枷锁扭曲了她的灵魂。更多的女性则必须依靠男人的施舍才能生存，她们没有独立的条件与能力，必须依靠男性，因此总是那样自卑那样恐慌不安，惟恐有一天被抛弃。她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能在不满足中求满足，不安稳中求安稳，在不能忍受中忍受，难堪的苟活。然而，事实上我们必须挖掘此中的集体文化压迫和传统社会机制的问题，特别是七巧和银姊等在宗法内囿中的迷思，挖掘出弱势女性族群在宗法社会中的恐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悲剧，包括她们的言行和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官能症，在表面上是为金钱而疯狂，其实却含藏着文化上的性别政治，以及人格遭受扭曲等心理因素。因此，七巧等人的疯狂以及其他女性人物的描写，都不宜被视为单纯的现象。她们的不安全感来自以宗法父权在经济、人格、情欲和性别上的多重压制与剥削，而不仅仅是钱财上的问题。在《金锁记》中，这种内在矛盾的疯狂，在七巧身上传达了女性长久所面对的压抑问题，并被女作家采用寓言的形式暗示出各种可能性的集体恐惧与内囿模式，暴露出七巧在铁闺阁中内心阴影的真实意义。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丁玲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泰戈尔说过，当上帝造男人的时候，他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性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提包里装着画笔、水彩、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和赞美。这一点体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然而就像鲁迅所说的，美的东西往往被毁灭了给人看。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往往又拥有一个悲剧的结局，她们越是美丽越是让人感到悲哀。如：梦珂生活的时代，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然而觉醒的意识又和当时未完全消亡的宗法制度和性别政治相冲突。面对强大的传统压力，刚刚觉醒的女性意识注定要失败。当她被接到姑母家，成为“空前绝后的初现银幕的女明星”。以供男人们“得到人们所以捧的欲望的满足或只想在这种欲望中得到一点浅薄的快感”，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漂亮女性最后变成难过了没有棱角，是被当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明星，真是悲哀。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多变而令人迷惑的女人，她面临两种不完满的爱情，然而，她却追求一种完美的爱。“她灵魂的觉醒和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的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性，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使她迷失在自己心灵城堡中，渴望着爱，渴求自由，但最终却到西山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一番人世激情的行走，香销玉殒，让人痛苦。《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更不用说了，最后阿毛“懒的活，觉得早死的好”，寻了短见，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利用作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这个伟大的女性，为了抗战，显出了作为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但是，回村后却得不到村里人的理解，甚至受到鄙视。她没有申辩也没有忏悔，然而心中却有无尽的痛苦，当这痛苦化为一声轻浅的微笑时，我们好像感觉到她的心像熔炉，五脏六腑都被燃烧着，静水下面有激流，在貌似平静的轻浅的微笑后面隐藏着剧烈的痛苦。

丁玲笔下的女性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丁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觉醒的女性，她们因为觉醒而痛苦。觉醒就要反抗，反抗的无力最终会被强大的男势话语所淹没，最后被完全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开启的天眼重又被封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没有觉醒的女性。如：曹七巧她们完全生活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深受其害，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残害着别人。别管是觉醒还是不觉醒，她们最后都是 一个悲剧的结局。

饱尝家园沦丧的痛感，亲历女性的种种磨难，使沦陷时期东北女作家的第一声歌唱便呜咽着绵长的痛楚。这一痛楚与当时的作为文学主导模式的民族主义话语及男性书写所夹带着的阳刚、浪漫、诗意相背离。这种背离使人们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们的写作存在着双重误读：要么为民族主义强势话语所牵制，吧她们的创作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要么游离于民族境遇之外，把她们的作品当成纯粹的性别文本去研究。

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沦陷期女作家们的写作是民族主义强势话语与男性书写的夹缝中来抒写民族痛苦境遇中的性别境遇及女性自我的反思。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中，女性写作或模拟男性话语，或在作品中为自己戴上阳性的面具。“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自己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  “我们的手既然负有推动时代的使命，无目的情感，也只好让它无情的倾轧在它锋利的齿轮下”。 女性意识被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所淹没。而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女作家则跳出强势话语从社会视野中来关心女性的模式，执着抒写女性特殊的情感、体验。表现女性自身性别处境。女性由此获得独立言说自己命运的可能。“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 在这段文字中萧红拒绝掩身于男性的假面之后，也拒绝以男性的身份为女性发言。她触摸女性自我的创痛，敞开了当时被男性话语所贬抑的女性经验、情感。

对两性情感的关注仍是沦陷区东北女作家写作中的一项主体内容。他们对两性情感的描写同样形成了对两性关系加以乌托邦表述的民族主义话语及男性话语体系的疏离。萧红《生死场》、《小城三月》，梅娘的“水族”系列《鱼》、《蟹》、《蚌》等作品中的女性，在对主流话语有关革命与爱情的浪漫冲动形成逆反的同时，更有着女性对自我文化处境的清醒体认。在萧红笔下，男性永远为本能所驱使着，而“她们永远没有主动性，不能提出自己的任何要求，自性上不断受到蹂躏摧残，她的生存就是以弱势的身体面对男性的强暴”。萧红倾向于在民族的痛苦境遇中来揭示女性自身性别的处境及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生死场”上的女性没有和男人一样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外，还必须匍匐在强大的父权专制之下。她们在两个强大的敌人面前，不断的以身体作为代价。在乡村，金枝忍受着丈夫无休止的暴戾;在去城市的路上，她以赃物涂脸，才侥幸逃过日本人的凌辱；在城市当缝衣妇的金枝被自己的同胞强奸。所以，当王婆对她讲述日本鬼子如何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的暴行时，“金枝的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最后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在这里有着金枝怎样的疼痛？哪里才是供她/她们抚慰疼痛的家园？较之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她们又多了一层痛苦，那就是历史命运之痛。梅娘笔下的“蟹”成为中国女性几千年文化境遇的精辟的比喻。对婚姻怀着美好希冀的她们奔向了她们，她们便成为被灯光所诱惑的蟹，河滩上被啄去肉的蚌，网中的鱼。于是她们左奔右突，但她们的挣脱总是变成虚妄。

结    语

纵观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别管是觉醒的，还是没有觉醒的，她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悲惨”，造成她们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宗法父权体制及其性别政治。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礼记•郊特牲.卷二十六.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3]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A].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林幸谦.女体的祭奠[A].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C].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阎纯德.20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谢冰莹[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第一版

  [6]  梅娘.蟹、蚌[M].东北现代文学大系[C]. 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

  [7]  萧红.生死场[M].东北现代文学大系[C]. 张毓茂主编.沈阳出版社.1996

  [8]  荒林.两性的对话[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

  [9]  骆宾基.萧红小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 丁玲.丁玲全集[C].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12

  [12] 鲁迅.生死场•序.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3] 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C].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1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5] 矛盾.呼兰河传•序[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16] 刘思谦.“娜拉”言说[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